作者：杨式挺　（广东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以来，泉州的海外交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掘及其研究成果，泉州海交馆的建设及其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以及与海外交通、贸易、宗教、文化密切相关的10处文物古处文物古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社会效应和深远影响力，还有泉州历史文化名城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等，这诸多方面的成就，目前可谓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如何使泉州的海交史研究也即“海上丝路”研究进一步深入，取得突破性成果，并走向世界，我想，加强水下考古，是重现泉州“海上丝路”昔日辉煌的重要途径，或说是必由之路。
　　本文拟就这个议题及相关问题，略抒已见。就教于与会同仁。
　　一、何谓“海上丝绸之路”，它是谁首先提出的？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1877-1812年出版的三卷集《中国》率先提出的“丝路”（Die Seidenstiasse）。它指的是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辟的陆上丝路。这是一条古代东西方交通商贸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它对于打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闭塞，促进东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汇都起了重大的突破作用”。
　　后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等特产不仅从陆路输出，也有从海路出口的。如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1865-1918）在其《西突厥史料》中便提出了“丝绸有海陆两道”的重要观点。
　　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汉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和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先后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也有人提到，国内较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是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
　　据笔者所查，饶宗颐教授1974年6月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海上丝路与昆仑舶》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比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早了五年，三杉隆敏于1979年发表了《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
　　饶先生说，“丝路”或“丝绸之路”作为中外交通的象征，尤为恰当。“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互通使节、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中国古籍早有记载，只是并未冠以“海上丝路”的美称。后来又有人称之“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白银之路”、“茶叶之路”。
　　不过，究竟何谓“海上丝绸之路”？它的上下限年代划定的何时？见仁见智，迄无定论。
　　另外，近读泉州《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1期刊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南海交通史研究若干问题浅探》一文，文章指出，“现在有关丝绸之路的炒作，往往误导读者，容易让人认为古代中国大量向国外倾销丝绸，除了陆路以外，海路也源源不绝。其实丝绸在古代中国是禁运品。当时只有中国才有丝绸，朝廷自然要抓紧把关。”“海路禁运有‘市舶令’，如宁朝就规定“经营人口丝棉绫罗并不得下海贩西蕃”。那么，“在禁运前提下为何还有丝绸外流？一是朝贡回赠品，这类数量较多；一是通过海陆边境走私。”文章同时指出，“丝路热与丝路史要严格区分开业。”读后颇受启发。
　　二、泉州古代海外交通贸易简况
　　要加强泉州的不下考古 ，应当对泉州的海外交通史有个概要的了解。本文侧重在航线、港口及其文物遗存。
　　泉州的海外交通，或始自南朝。据史料记载，泉州九日山延福寺创建于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此后海内外高僧释子多来此挂锡住禅。
　　南朝梁普通中（520-527）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泛大海米中国时，途经兹寺，因取焚文，译正了义。”（宁曾会《重修延福寺碑铭》）直至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才从“梁安港”乘海舶返国。九日山西峰南麓有广石一盘，曰“翻经石”，传为名那罗陀译经处。
　　拘那罗陀何许人也？查阅陈佳荣《中外交通史》一书93-96页，“东来翻经之高僧”一节，“真谛（Paranartna，499-569）间译波罗末他，一名拘那罗陀（Kulanatha），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他应南朝梁武帝之请，于中大通元年（529年？）抵华，适时局不宁，乃辗转于今苏、淅、赣、闽各地，后至广州，证明他到过泉州。他译经颇丰，故与鸠摩罗什（344-413）、中国唐代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之三大翻译家。
　　又据《泉州湾宁代海船发掘与研究》一收第67页定道：“泉州早在南朝就是我国海外贸易港口”。
　　隋唐、五代，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逐渐兴盛。如唐文宗于太和八年（834年）颁下诏谕，过问岭南、福建及扬州之蕃商。诏书曰：“……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可见，唐代泉州已被朝廷视为与岭南广州、江南扬州齐名的三大商贸中心之一。
　　唐代泉州港的盛况，据东石人蔡永蒹《西山杂志》所载，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林銮船至勃泥（婆罗洲）、台湾，引入蛮船，由于恐被触礁 ，故在晋江沿海建造七座石塔。此七座石塔航标灯塔，引导船舶安全进港，其功能犹如广州唐代怀圣寺之光塔。
　　又“林銮系东石林知祥之子，字安东，曾祖林智惠，航行群蛮海路，时值隋于唐初，闽广商船航行至波斯湾或红海阿甸航线，林智惠可能即其中之一。”
　　双据郭愿《林銮古渡与海交贸易世家》一文所云：唐开元八年，东石人林銮字安东，世代以航海为业，成为泉州显赫之海交贸易家族。因其祖父熟悉海道，成为隋朝开发夷州（台湾）之航海要员，曾首航勃泥，成为泉州交通贸易之始。林銮继承祖业大造海舶，航行于琉球、勃泥、三佛齐（印尼苏岛）、占城（越南）等地。
引刘浩然文又史载，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林銮九世孙林灵仙字应素，建造大木帆船近百艘，……造船之材均由北婆罗洲运来。北婆罗洲至今仍遗留有“古晋”，“新福州”等地名。
　　五代之时，王知審治闽，为发展福建的海外交通贸易，曾下令开凿闽越海道必经的黄崎港中之巨石，使此处再无触礁覆船之患。
　　至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时曾“发蛮舶”海外贸易，从无失事，被称为“招宝侍郎”。从海外带回大量金、银、珍宝、香药、犀秀、象牙等物。
　　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贸易鼎盛时期。主要表现在：
　　（1）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朝廷终于在泉州设置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刺桐港”正式对外开放，从此对外贸易不必经广州市舶司批准。
　　（2）南宋时期，泉州已发展成为我国东南六路的一大都会。随着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农业、纺织、造船业、陶瓷、矿治铸造百业兴旺，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品种多样，质地优良的产品。纺织品如泉州所产的木棉花、印花布、尤其是“刺桐缎”较汉沙（杭州），汉八里（北京）二城为优，被誉为“绮罗不减蜀吴春”，备受国外欢迎。陶瓷业如德化的屈斗安溪的桂瑶、同安的汀溪、晋江的磁灶、泉州东门等窑口的产品远销海外。造船业有更高发展和进步。不仅有官营、还有民办，时称“海舟以福建为上”。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有“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句，（见王象之：《舆地纪胜》），便 是生动写照。
　　（3）北宋后期尤其到南宋，泉州已成为中外商贾荟萃大商港。“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同时还出现了类似广州“蕃坊”的“蕃人巷”。“富者赀累巨万，利居郡城南”，“富商大贾，宝货聚焉”。今泉州“聚宝街”一名即是历史遗留。
　　到了元初，与泉州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所增加。元朝初年，蒲寿庚任泉州提举市舶司时，他拥有海舶400余艘。据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从泉州三次放洋出海，周历东南亚，横渡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部及欧洲南部。《岛夷志略》所载的涉及150余国家和地区，其中与中国贸易的有90余个，比宋代《诸蕃志》多50个。
　　故马可?波罗在《游记》内说他在泉州港看到数百艘大船，称赞“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泉州港有巨大海舶甚众，印度、波斯等国商人远载香料、胡椒来此贸易。
　　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他的《游记》中也说：“泉州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实则可云唯一之最大港。”他“看到港内停泊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
　　笔者认为，泉州古代海外交通贸易的兴盛，一是她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二是深广的经济腹地；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百业兴旺；四是技术先进的造船业；五是悠久丰采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仅补充说悠久丰采的历史文化底蕴。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晋江流域已有闽越先民在这里一带劳动、繁衍、生息，创造了具有地区特色的历史文化。1960年以来，在南安、晋江、永春等地，发现过不少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石斧、石锛、有段石锛、石刀、石戈、石环、陶纺轮和几何印纹陶器及原始瓷器。
　　60年代，在永春九兜山乙遗址（北纬28°18′、东经118°18′）发现一件方格纹大陶瓮的内壁多处印有稻谷粒和稻蒿痕迹，年代估计在距今3000-3500年之际。据研究，日本的栽培稻粳型稻是由我国东海和东南海传过去的。
　　据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林惠祥教授的研究，认为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是包括福建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区新石器晚期的两个特征。他认为，台湾、菲律宾以至南太平洋群岛的有段石锛，是由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传去的。
　　到了距今3000年前后的商周时期，福建地区同样进入青铜时代。最典型的例子如20世纪70年代末，在南安县大盈寨山，发现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和玉石礼器。青铜器有：有段锛2件、戈5件，矛1件，戚2件，匕首2件，乐器铜铃8件及礼玉器玉戈1件、玉环4件。其中有段铜锛及铜戚、铜铃上的云雷纹等纹样反映了地方特色。有的学者推测在相当于西周时期，闽南可能已出现了“方国”。此外，在安南困口山、城关镇莲塘乡、莆田县城郊下郑、丰州狮子山、泉州北峰乡埔任村等地，也发现过青铜锛、凿、镞等。
　　泰汉时期，据《晋江县志》“建置沿革”，晋江县境“西汉属闽越国地”。又据考古学家黄展岳学兄考证，在原晋江地区文管会调查采集的文物中，也有少量汉代越式陶器。在晋江南安地方史志族谱中，也有秦汉时期的遗迹可寻。
　　晋室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晋江流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晋江”也因此得名。
　　例证一：两晋，南北朝时，我国已由南海与今东南亚、南亚诸国有了交往，闽、广商船遂往来于此诸国，天竺等国高僧也相继来华，上述西天竺拘那罗陀来泉州延福寺即是一例。
　　例证二：考古发现方面，在南安丰州、晋江、惠安等地，发现过西晋武帝司司炎“太康五年”（284年）墓、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墓、晋孝帝“永康三年”（375年）墓、“太元三年”（378年）墓、和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墓，这些只是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并出土一批珍贵历史文物，青釉罐、碗、鸡首壶、多嘴壶等等，就是泉州此时已进一步开发的实物例证。
　　例证三：南朝时期，晋江的磁灶窑、闽侯的怀安窑已开始生产陶瓷。
　　隋唐：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在考古发现方面，例如，在南安丰州，发现过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纪年墓。在泉州中山公园发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墓，晋江葛洲“贞观四年”墓，永春金峰山“贞观廿一年”墓，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墓，仙游肇英中学校址“永徽四年”墓，安溪后垵“乾封二年”（667年），南安梅亭“咸亨乙年”（670年）墓，泉州河市“咸亨二年”墓，莆田下郑“上元三年”（676年）墓，等等。
　　五代：在泉州东南城郊发现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年）墓等。
　　唐宋以来，陶瓷窑址及其产品的考古发现资料就更丰富了。如唐代后期，福建的陶瓷业迅速发展起来。如闽侯、南安、泉州东门、晋江磁灶、将乐等地均有发现。
　　宋代的陶瓷窑发现更多，且多与外销直接相关。有建窑（建阳）、泉州窑（磁灶和东门窑），同安窑、德化窑等。无代有德化窑、同安窑、泉州窑。明代则以德化窑何朝宗的“象牙白”观音像等作品最为著名。据林德民的研究，1953年发现的泉州东门窑，是闽南一处圈套规模的重要古代外销瓷窑址，产品种类以碗为大宗，釉色以青釉和青白釉为特点。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元，衰废于元末明初。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各国和印度、巴基斯坦以至阿拉伯和波斯湾沿岸各地。在印尼、菲律宾发现的一大批福建青白瓷中，就有泉州窑的产品。又据栗建安的研究，以往认为是明清“汕头器”（SWA TOW）实乃“漳州窑”的产品。

李知宴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对中国陶瓷发展的贡献》一文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沿海陶瓷生产的积极作用”中明确指出，南宋时期，基本上是三条海上航路：……第二条，陶瓷商品自泉州、广州出海西南行，经我国东沙、西沙、中沙群岛至越南，经我国南沙群岛至加里曼丹、菲律宾、印尼；第三条，从泉州、广州出海运至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半岛诸国和印尼，再经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航行至缅甸、孟加拉、印度和斯里兰卡。最远至波斯湾、埃及亚力山大以至东非桑给巴尔。
　　元朝的贸易航道有四条：第一，第二条至高丽、日本。第三条由泉州、广州等港至越南，过我国南海诸岛以加里曼丹、文莱、沙捞越等地；由加里曼丹至菲律宾的苏禄、民都洛和吕宋岛；由加里曼丹至印尼泗水港。第四条由泉州、广州西南航行至越南、泰国、马来西来，南至三佛齐（巨港palemhang）和爪哇，渡马六甲海峡至苏门答腊南巫里。向北至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至科伦坡。沿印度西海岸航行至伊朗、伊拉克。向西入亚丁湾进红海至麦加及埃及。从阿曼向南经索科特拉岛，直抵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海岸和马达加斯加，以至欧洲。在这些地方都发现有福建泉州和广州等地的中国陶瓷。
　　三、泉州后渚港宋代海船的发掘，揭开了泉州“海上丝路”研究的新篇章
　　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沉船的发掘研究成果及其意义，已凝聚在1987年出版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一书。这里略说一些学习心得。
　　（1）海船出土的特点在泉州湾离后渚村百余米的海滩中。船身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出土时船体保持基本水平。由于在海边淤泥处发掘，所以那次发掘要比一般在陆在上发掘带来许多困难。
　　（2）后渚港是泉州港的主要港口之一。泉州港包括泉州港、深沪湾、安平港。泉州湾包括梧宅、后渚、蚶江、石湖等港口。后渚港位于洛阳江与晋江交汇处，出泉州湾过东海便是台湾海峡，这里水深港阔，便于海船的停泊和起航，是泉州湾的天然良港。
　　宋末元初，后渚附近有一座叫“望云楼”，是“宋季蒲寿庚建以望海舶之所”。后渚至泉州之间有法石镇，又名石头街。有一座真武庙，创建于宋，是郡守祭海之所。法石附近的乌墨山澳、鸡母澳曾出土过古船桅、缆索和船碇等物。
　　（3）船舱的出土货物遗物计有：香药（香料木、乳香、绛真香、龙涎香、檀香、胡椒、槟榔、玳瑁、沉香、杉木货牌签上面墨书各个货物主的人名、地点、商号或其他记号，有一块写着“哑哩”的木牌子，据说是一位阿拉伯侨民的标记），还有陶瓷、铜钱、象棋子、宋版印刷残件、皮革制品、海贝（据说是东南亚一些部落当货币使用）、珊瑚、玻璃珠等十四类六十九项。其中以香料、陶瓷和宋钱为最多。如香料木出土未脱水时重量达2350千克，占全部遗物的绝人多数，也证明它是一艘“香料胡椒船”。
　　古钱币共504枚。其中唐钱33枚、北宋钱358枚、南宋钱71枚，年代最晚的是宋徽宋“宣和通宝”钱，为古船的年代提供一项依据。
　　陶瓷器中，瓷器43件，陶器械428件（片）。大多数具有宋代特征。如建窑的黑釉碗，德化窑的白釉碗和粉盒，泉州东门窑和晋江磁灶窑的青釉、青白釉碗等器物。特别是小口短颈高身陶瓶，它的造型与泉州开元寺，泉州府后山遗址宋代文化层的完全一致，尤其是南安县岭兜窑，是专门烧制这类器物的窑口。至于它的用途，已故许清泉先生认为是船上装酒用的酒瓶，不属外销瓷。顺便提一下，1992年，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的陈列中，有一个“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专题馆。当时我们要求泉州海交馆协助复制一艘泉州宋代海船模型，笔者至泉州落实此事。泉州市文管部门领导特赠送我馆泉州古船上出土的香料木4条、一件黑釉瓷碗和二件小口高身陶瓶。
　　（4）后渚海船的年代。研究人员认为，这艘海船应是在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之前不久建造下水使用并在景炎二年（1277年，也即元至元十四年）的七月至九月沉没的。沉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兵祸的破坏，造成船上无人管理的状态，又在台风暴雨的冲击下沉没的。
　　（5）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即该书的下编是海船的研究论文选，包括19项鉴定和研究文章，换句话说，古般发掘后即开展了多学科的联合攻关，这是难难可贵的。
　　（6）海船船型结构特点和独特造船工艺，体现了我国宋代造船技术的先进水平，也可证明这艘海船是泉州地区制造的。
　　经复原的海船总长34米、工线长25.5、最大船度11米。船型的特点是底尖、船身扁阔、平面近于椭圆形。这和宋代文献记载的是相符的。如多重船壳板的应用和龙骨、肋骨的设计，使船体联结成坚固的整体，面宽底尖的海船，吃水深，有利于抵御浪的冲击，水密隔舱的设置，除了增强船舶的抗沉性外，也便于货物的装卸。加上船板采用榫联和铁钉加固并用桐油灰和麻丝竹茹塞缝，用材主要是杉、松、樟三类。这些都是宋元“福船”的先进特点，它与广州制造的海船如驶至阿曼“苏哈尔号”等“广船”是有所不同的。
　　（7）泉州海船的航线。宋元泉州的对外航线主要有三条：一是自泉州启航，经万里石塘至占城，再转往三佛齐、阇婆、勃泥、麻逸等地；二是由泉州放洋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至故临，进入波斯湾、亚丁湾，远至非洲东海岸；三是由泉州北上，经明州（宁波）转航高丽和日本。该书作者倾向于第一条航线，也即后渚海船应行于南海海域，并有可能从三佛齐（今印尼后港）返航的。这说明泉州“海上丝路”与广东一南海“海上丝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下文“南海1号”沉船。
　　（8）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发现的意义。大几古今中外任何一项科学发现或说明，都有它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泉州宋代海船发现于1974年，当时我国海上丝路历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水下考古则尚未开展。因此，泉州海船的发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它的发现、研究与“古船陈列馆”的建立（在泉州开元寺），揭开了泉州海交史研究的新编章。它带动了泉州海交史、造船技术史、海上宗教史、海外贸易中等学科研究的开展：促进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建立及其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它证实了文献记述的宋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和《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刺桐港海船技术的真实性。1984年，著名科学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参观“泉州古船陈列馆”时赞叹说：“这艘古船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纠正了西方某些学者过去所说的中国没有海洋文化的偏见。它的发现和复原，在我国出土的古代船舶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如在彭德清主编的《中国船谱》（1988年出版）收录的“出土的古船”中，只见提及泉州后渚宋代古船和1979年浙江宁波东门口发现的一艘宋船。同时还提及“随后在泉州法石又发现一艘宋代海船”。
　　四、为什么说加强水下考古是重现泉州“海上丝路”昔日辉煌必由之路
　　第一、从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发掘的重大意义及其深远影响，已经窥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泉州以至福建沿海地区的古代沉船遗址和遗迹，不会仅仅是后渚港古船一处。前文提到的东石林銮家庭从隋唐至宋的造船史遗迹及元代蒲寿庚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时大规模的造船史迹，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迹。
　　据初步了解，有关泉州古沉船遗址已有如下几处：
　　1、丰泽区法石南宋古船，已试掘三个船舱又回填保护。（前文提到的彭德清主编的《中国船谱》一书上也有提及）：
　　2、石狮市石湖乌碗窑沉船，曾打捞到宋代黑釉碗等物；
　　3、惠安县秀涂沉船，曾打捞到宋代瓷器；
　　4、晋江市溜石清代沉船；
　　5、晋江东石清代沉船；
　　6、约1998年，在深沪湾有一艘清初沉船，打捞到铜炮、铁炮、铜锣等遗物。
　　第二、笔者感觉，泉州海交史目前取得的成果，主要是依据历史文献资料和地上文物古迹资料，当然也有利用与我国和福建泉州相关的海路发现的实物资料。但可以肯定地说，水下考古、海洋考古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大量的沉船遗存还没有被充分发现出来，也就是说水下考古潜力巨大，方兴未艾，大多可为。
　　第三、提出重视和加强海洋考古、海洋文化、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海洋国土、海洋战略的开发研究，早有一些专家学者呼吁，这不仅是从加强学科本身建设需要出发，也是深化的国改革开放，并逐步走向世界，加强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密切往来的需要。本文只侧重谈谈加强水下考古问题。
　　五、浅谈水下考古
　　水下考古是对一切水域遗留下来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出现的一门考古学分支学科。无论是古代沉船还有古代港口，无论是海洋还有在江河湖泊，所有沉没在水下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与遗物都是水下考古的工作对象。因此，水下考古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水下考古学实际上还可以看做是田野考古学在水域的延伸，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水下调查发掘工作，为此发展和形成了一整套调查、发掘的技术和方法，并广泛应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相关技术，包括潜水物理、潜水生理、潜水医学、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遥感物理、水下工程等，从而使水下考古独立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考古潜水是水下考古同陆上考古的主要差别，因此水下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现代常规潜水技术。
　　我国拥有辽阔的水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航海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古代的丝、瓷、茶、铁等享誉世界，古代帆船满载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经济文化的重大贡献扬帆中外，历史沉船成为水下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利用这些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是摆在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面前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水下考古或说“海洋考古”（Maritime/Marine Archaeology）就是通过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有形的物质遗存，进而探讨遗存背后的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无形的层面。海洋考古主要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和海洋聚落等三大领域。它们对于海洋社会经济史学都是大有作为的。
　　我国的水下考古，也有一个从陆地走向水下的过程。20世纪70-80年代，在我国东南沿海陆续发现了一些因埋藏地淤积成陆而在陆地发掘的古代沉船。如1974年福建连江敖江的西汉独木舟，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的宋代海船，1979年浙江宁波东门口的宋元海船，上海嘉定和南汇的宋船，其中以泉州和宁波沉船最为重要。还有1974-7975年的两次西沙群岛考古和1987年在广东台山川山群岛外海沉船上打捞的一批宋元文物等。
　　我国水下考古的起步较晚，而且水下考古机构的成立，是激发于一个偶然的事件。1985年，英国捞宝商米歇尔哈彻（Michel Hartcher），在我国南海海域盗捞一艘清康熙年间沉船，船上的航海日记证实该船是1750年驶离广州往荷兰国途中沉没的。哈彻从船上获得15，000件青花瓷和125块金锭，并于次年公然在阿姆斯特丹苏寓拍卖行拍卖3000件瓷器，牟利3700万荷兰盾，此举震惊了考古界。这一偶然的非法事件，促使中国决心改变水下考古无力开展和海洋文物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于是，在1987年3月，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11月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198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举办了首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成员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及福建、广东、山东、辽、浙江、广西等省12名学员组成。就是依靠这支队伍，十多年来相继在福建连江定海，广东台山川群岛，辽宁绥中三道岗等海域调查发掘出一批宋、元、明的重要沉船资料以及南海西沙群岛的调查和发展，从而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或说海洋考古工作的真正开始。
　　说到水下考古工作，作为一名老文物考古工作者是既亲切又陌生。这里仅举数例。
　　（1）1974-1975年的两次西沙考古，在北礁查到一艘明代沉船。（最早发现这艘船是琼海县的渔民）从船上打捞出汉代至明代铜钱403.2公斤，包括从秦汉“半两”钱、新莽、东汉至宋、元、明12个朝代的钱币78种。还有铜锭铸件7块，铜境2件，铜剑鞘3件和铅块等，研究人员从沉船上装载如此大量新的“永乐通宝”、整块铜锭铸件等认为该沉船应是官船，并结合文献推测与郑和下西洋有关。另外在西沙北礁及其他礁盘和岛上还获得大量南朝、唐、宋、元、明、清的陶瓷器和2尊男女石雕像。这批陶瓷器，除了来自广州、广东窑口的外，还有江西、福建等的产品。西沙考古的丰硕成果，不仅大大充实了我馆的海上丝路的文物藏品，对于研究南海丝路的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别在捍卫我国领海主权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87年8月，我国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控测公司合作，在广东台山县川山群岛外海域进行探测作业，意外地遇上一艘沉船。打捞出247件文物，主要是宋元时期陶瓷，还有银锭、铜钱等，全部移交给广东省博物馆保藏。陶瓷器主要是福建窑减产品，还有少量景德镇窑系和龙泉窑系产品。一是浙江龙泉窑系的青瓷，如划化碗、盏等，二是江西景德镇窑系的影青碗，有划花碗、小瓶、葫芦形瓶等，三是福建德化窑系的印纹白瓷，有四耳罐，粉盒等腰三角形，四是福建窑系的黑釉瓷，有小口矮颈壶等，有的瓷器在底部写上了使用者的墨书题名如“郑知客”等，还有泉州晋江磁灶窑的绿釉弦纹小壶和菊花瓣形的印花小碟。船上还有锡制水注1件、银锭10多枚和“政和通宝”、“绍兴通宝”铜钱数枚。有一件鎏金银腰带，长170厘米，制作工艺精美，两头有钩扣，其形态和纹饰都表示出不是中国制品，从贵重程度看，大概是船主所用。据此，专家推测这艘沉船应是一艘来自南亚或西亚的外国船来我国东南沿海进行贸易活动，当销售掉外来货物而装满了一船中国货物返回时，在台山川山群岛海域遇海难而覆没。从沉船打捞出水的宋元陶瓷器等情况看，“南海1号”沉船，很可能是从福建沿海泉州港始航的，它的航线应当是由泉州—粤东—广州—粤西今台山县川山群岛。这是一条由番禺（广州）—徐闻—合浦—日南—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的“南海道”，以汉代已经开通。历史上，沉船海疆匠上下川岛（今改名川山群岛），属阳江市管辖。阳江市博物馆馆和张万星告诉我，“南海1号”沉船位置距阳江海陵岛只有18-20公里。并说以往在阳江溪头北寮宋元遗址中发现过与建窑、德化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系相同风格的瓷器，说明阳江是航线的中转站。
　　1989年11月，中日合作组成“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一行20人，对沉船进行定位，并掌握了大批海底水文、水温、深度等第一手资料。后因经费缺乏，计划被逼搁置。
　　1990年2月至5月，首届中澳（澳大利亚）联合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转到福建连江县定海海域进行调查实习，并试掘了定海白礁1号元代沉船遗址，圆满地完成培训任务。所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迈向21世纪的中国水下考古》（代前言）中指出，“因为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实习的沉船遗址就在福建，可以说福建是我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伍的诞生地之一。”
　　1992年12月16日-22日，92年度水下考古工作会议在福建省厦门大学举行。会上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作了《我国水下考古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工作报告。会议期间，还考察了泉州地区海交史迹。
　　1993年3月至9月，“中日南海沉船考古暨上海丝绸之路文物展”，分别在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和广岛等地巡回展出。观众反响热烈，展览取得圆满成功，扩大了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笔者受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领导委托，与历博的李滨、王楠三人负责协助在广岛县福山市的展览。在日本逗留的七周时间内，参观了在京都的日本国水下考古学研究所，听取了所长田边昭三教授的两次水中考古的学术报告，参观了几处水下考古的专题展览，增长知识，开拓眼界。最后将全部文物展品安全护送回北京。
　　2001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广州举行“南海1号水下考古调查”授旗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以阳江市闸坡港作为陆上基地，对南海1号沉船进行定位和调查发掘。这次工作得到了香港“中国水下考古探索协会”的经费捐助，并提供一艘具有声纳和地层剖在仪等先进仪器的水下探测船。经过一个多月艰难险阻的水下作业，终于在水深20-24米处探得沉船明确位置，并在一构造物的胶结中，首先发现了少量南宋瓷片。到了同年5月底出水了一大批陶瓷器。据笔者的初步了解，出水陶瓷器的种类比1987年打捞的有所增加。但基本上还是原来打捞的四个窑系。一是南宋德化窑系的青白釉、白釉瓷，有大盘、大碗、执壶、大小瓶、罐、粉盒等，可能是盖德窑产品多，也有家春岭窑的青白瓷。二是泉州窑系的，如晋江磁灶窑的酱釉小口瓶、低温绿釉花瓣形小碟；青白釉、白釉刻花大碗、大盘，则类似泉州东门窑的。此外，还有龙泉窑系的青瓷和景德镇窑系的影青瓷等。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鉴别研究。据此，如前文所说，也许这艘沉船与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有密切关系。
　　总之，这次“南海1号”沉船开展的现代意义的水下考古及其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和南海海上丝路上的造船史、陶瓷史和交通贸易史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正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威同志所说，它“强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关联的历史空白。”
　　此外，广东潮汕地区（如澄海、南澳）、珠江三角洲（如珠海、新会等）、湛江和雷州半岛的徐闻、吴川县等以及海南省西沙群岛有数十处沉船遗址，有些已作调查，这里从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与泉州、福建沿海海上丝路有关的。
　　以上所述，就是笔者目前的一些初步看法。对于泉州如何加强和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由于缺乏了解情况，未能提出具体建议。简单说来，一是期望领导切实重视，作出规划；二是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加强调查研究，摸清对象；三是抓住重点，兼顾一般。只有突破一点，取得成果，才能鼓舞士气；四是依靠上头，加强有关学科协作。水下考古不是一个文物考古部门所能完成的。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水下考古领导机构，泉州、厦门、福州已有中国水下考古队员。五是争取外援，自力更生，特别是争取资金和技术。
　　我们相信，在国家文物局、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在和泉州文管会、海交馆及有关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泉州的“海上丝路”一定会焕发昔日异彩，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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