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如意银饼是台湾早期的自铸银元之一（见图）。它制作非常简陋，正面图案为如意交叉图，双如意交叉处还有繁饰。右有“足纹”两字，左有“通行”两字，下部点缀小圆圈点。另一面图案为聚宝盆，盆身铸一“宝”字，右有“府库”两字，左有“军饷”两字，两面的边饰缘均环饰着回形纹（俗称不断线）花边。直径39毫米，重25.5克。其图案、文字极其自然朴素。此币因采用土法压制，所以表面光洁度不及后来的正规机制银币，这枚银饼凿痕满面，这是银钱铺号为了鉴检成色所造成的。旧时银饼开始使用时，一般人要考验其成色和重量，而不信赖其币面刊写的“足纹通行”承诺，初出现的银饼往往被商家打戳而遍体鳞伤。如意银饼也未能幸免，故也是曾经流通于市面的证据。然而，关于这种银饼的铸造年代、历史背景及铸造地点，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初著录如意银饼而提到它的铸造年份的是1948年施嘉干编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认为这种如意银饼是咸丰三年（1853年）林恭在台湾凤山县起事时铸造。这币虽没有注明年代和地点，俗传当可信？近翻阅连横《台湾通史》的《度支志》，其中引列出下面一段重要的记载：“咸丰三年，林恭之变，攻围郡治，塘报时绝，藩饷不至。而府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两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银元。”（卷九第254页）。

　　著者连横，别名雅堂，字武公，号剑花，台湾省台南人，籍贯福建龙溪（今龙海），早岁居住大陆，民国成立后任职清史馆，得尽阅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档案，后返台著述《台湾通史》、《台湾诗乘》六卷及《大陆诗草》，而享史家兼诗人之誉。连横虽然是史家兼诗人，但是他可能不曾见过实物，或仅凭皮相而未仔细检查。故如所谓“花篮”银，遍阅钱谱，诸谱未载，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分析，“花篮”应为双如意币的聚宝盆，银饼中的聚宝盆铸图颇像“花篮”其形，币上确有“府库”两字可以作证，币面虽没铸重六钱八分，但如意银饼重25.5克，折合重六钱八分，《台湾通史·度支志》说：“市上贸易以此为准。”（当时在台湾流通的外国银元每枚含银不到七钱，外银重0.72两，成色9.38%%，折合成白银为0.675两）。说明如意银饼当铸于咸丰三年，但币非林恭所铸，乃林恭起义时官方所铸，故才有“府库军饷”字样，林恭起义仅延续三个月，根本来不及自铸银币流通。

　　无独有偶，日本著的《台湾私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相传为台湾所铸银币，有双如意、笔宝、老土地（寿星）三种。本岛人称之为台湾纹银。二十年前以来，市面已绝迹，仅于民间偶有收藏。三币之起源，文献无证。据传咸丰三年福建有匪乱，与台湾交通绝断，无由发饷，台湾知府裕铎因用库存元宝，铸此三种银币，以发军饷。”（《台湾私法》第三卷货币类第285页）。

　　这段记载具体说明了当时福建（台湾当时隶属福建省）有匪乱，咸丰三年，福建人民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先后发动了闽南小刀会起义、红钱军起义，台湾会党林恭也在凤山县起义响应。起义军每到一处，焚毁衙门，捕杀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开仓赈济贫民，清廷紧急调运两广精兵，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台徐宗干也带兵出击，福建水师提督李廷钰指挥反扑，方才平息战火。此如意饼就是这次战争时期，台湾官方无由发饷，台湾知府裕铎动用库存元宝自铸的三种银元之一，以充饷银。因为战争时期，军士要发饷，立功须按例发赏，采用固定大小、重量的银饼整齐简省方便，适合战争非常时期。同时，也说明在紧急状态下，清廷地方官府有应急权力。

　　咸丰年间，外国银元双柱、鹰洋已大量涌入台湾市场，商业买卖，甚至租赋税收也以银元为单位结算，特别是突发战争，在支付军饷上或遇民众抗税，外银不足时，且库存元宝大锭太重，分割不便，在市场难以流通。于是台湾知府就自铸银饼替代，其用意主要是发饷，也有抵制洋银的目的。

　　清乾、嘉、道、咸、同时期，币制紊乱，尤以银币为甚。当时内陆省份，如新疆、西藏铸币，是以两为单位的，两以下的辅币是取十进位的方式，这种银币叫作“银两货币”。这和最早和外商有接触的东南沿海，如闽台铸造的漳州军饷、如意银饼的系统不同，如意银饼、漳州军饷采取仿西式办法铸币，在使用过程中，人们深感它大小、轻重比较适中、合用，深受民众欢迎，一国之内元银并用，有害无利，后来清廷顺应时势，在光绪年间也采用西式大小、轻重的办法铸币，比起如意银饼来算落后一百五十多年，综观如意银饼，其铸造方法、版式，颇像新疆早期几种土法铸币，是否有关联，尚需发掘更深厚的史实方能得出结论。尽管如此，它们在中国货币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钱谱中也享有重要地位，对研究海峡两岸的渊源关系提供了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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